散步，从东往西走，500米，看到一棵木瓜树。粗壮高大，大半截身子探出篱笆墙。篱笆墙由木栅栏组合而成。翠绿的木瓜树依偎这白色木栅栏，不说别的，光色彩搭配就挺美。所以每次路过，不免多瞧几眼。多瞧几眼，也不全是为了饱眼福，更想知道的是木瓜树上收成几何。揣这念想打量木瓜树并非想趁人不备摘个木瓜开溜，条件反射而已。哪个正常人路过果林，不会瞄一眼树上是否果实累累呢?我关注木瓜树，深刻证明我是广大正常人中普通一员罢了。我又不是古代数学家或当代政治家，走路的时候还在上下求索仰望星空，结果一脚踏空掉下水沟。

　　按说，木瓜树长出粗壮高大的声势，早该枝桠间硕果累累才对，可我路过那无数次，木瓜树给我的印象是无声无息。有次，又路过，又举头望木瓜。恰好主人出来，主人是个老太太，模样比妇联主任还和蔼慈祥，笑眯眯说：“这树呀，男性，不结果的。”

　　闻听木瓜树有男女之分，我没觉得惊讶。既然草木有情，那草木有阴阳之别不奇怪。但我有些生气。我是农民的后代，本质上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你知道农民最痛恨的事是什么吗?是占着茅坑不拉屎。不拉屎就没肥料，没肥料能种出好庄稼吗?公鸡不会下蛋还懂得变着法子作贡献，比如早晨打鸣催人早起去劳作，比如还懂得找长相漂亮的小母鸡播种，让小母鸡孵小鸡崽子。你一棵男木瓜树，不会下蛋还好意思把身子探出篱笆墙，还敢整天伸着脖子往外看风景。你长得如此高大粗壮，一瞧就是吃得好喝得好，费了老太太多少心思啊。

　　我暗地里痛骂木瓜树太不是东西的时候，又暗忖这个老太太的运气真不错。定是上辈子做了几箩筐好事，好人好报结果今生让她撞上我。我笑眯眯说：“也许，我可以给它做变性手术，做完手术后，它就会结果。”

　　你应该没亲眼见过我，若亲眼目睹，你一定会夸我是个聪明人。我当真聪明，而且还有些滑头。当我嘴里说可以给木瓜树做变性手术时，心里头已飞快把算盘珠子拨了几个回合算了几笔账。其一，我种过木瓜树。在深圳时，就遇到过只长个子，愣是不结果的木瓜树，有人教我一招“秘笈”，于是我治好了患不育症的木瓜树；其二，树又不是人，手术不成功，老太太也犯不着找我拼命。所以死马当成活马医，碰碰运气未尝不可；其三，就算万一出了医疗事故，把好端端的木瓜树给医成了半身残废甚至一命呜呼，老太太一生气要找我算账，追究民事责任，我与老太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，她哪知我的老窝在哪?有了这些盘算，我自然胆大气壮了。

　　老太太听我可以给树做手术，笑，或许她以为我是赵本山的徒弟，逗她乐呢。我摆出严肃认真样，说：“我种过木瓜树，也有树不结果，我给治好了。”老太太信了，屁颠颠听指挥，去屋子里找了瘦长剪刀出来，又搬来椅子。我一脚跨上椅子，站稳，拿剪刀对着木瓜树动起外科手术来。扎进树的枝干，左右拧，动作很温柔，慢慢的。不是怕弄疼了树，而是怕站一旁的老太太心疼，也怕动作过猛，万一弄折了树干，那就是犯了证据确凿的谋杀罪喽。在树干掏了个小窟窿，又换个地方掏小洞，再来一个。本还想多弄几个眼儿，亏得忽然想起这是海边，海风劲吹，一不小心把树拦腰吹断，那我也就负有不可推卸的间接责任。罢了，我跳下椅子，指着“流泪”的木瓜树说，“流出这些白色汁液后，伤口很快会愈合，然后它就会结果了。”老太太没丝毫怀疑，她深信不疑地感谢我，一再深表感谢。我反过来使劲感谢老太太，感谢她对我的“信任”。这是中外差别啊。你随便对外国人说啥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相信。而在中国，哪怕你赌咒发誓说啥，中国人会半信半疑，甚至在骨子里冷笑，哼，你小子以为我会上当么，别跟我扯卵谈玩杂耍。

　　接下来一段时间散步，我换路线，绕开老太太家。我怕手术失败，被她逮住讨要说法。有天和女儿骑自行车，在篱笆墙外一晃而过，趁机扫木瓜树一眼。好消息，木瓜树开花了，好像还挂了指头大的绿色小果子。第二天我就又走老路了，抬头挺胸，光明正大，只差趾高气扬了。手术很成功，当真结果了，好几个哪。老太太正给花浇水，一下就认出我。热情邀请我和女儿进院子去，问：为什么在树干上捅娄子就能让木瓜树由男性变成女性呢?

　　我摇头。不是我藏着掖着不肯把“独门功夫”示人，而是当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“How”,但不知道“Why”。我又不是北京人。媒体说，普天之下唯北京人最牛，他们自称地上的事情统统知道，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。我没做北京人的狗胆，也没成为植物学家的理想，捧着花草深入研究的事就免了吧。幸好老太太也不强求，她邀请我们去后院坐，搬出不少水果。最后，说随时欢迎来做客。我谢绝了她的盛情。我虽不是白求恩，不想做伟大的共产主义国际战士，但既不掏钱又不出大力气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，我还是愿效犬马之劳的。当然，如果手术成功，你非要塞我一个红包，我会留着哈喇子赶紧揣兜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