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德民先生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逝世的，倒在离退休党支部集中学习的讲台上，送到医院时便停止了呼吸，没有留下只言片语，享年七十一岁。我得到噩耗时遗体已运回家中，便一边往他家赶，一边匆匆写了篇祭文。到他家时，望着躺在遗体旁十分衰弱的师母，问这祭文是留着还是烧了?师母吃力地抬了抬手。我便跪在德民先生遗体前，哽咽着读了一遍，然后和着纸钱一起烧了。

　　德民先生逝世十六年来，我不知多少回梦中相见，也不知多少回提笔想为先生写点文字，可至今仍是虚无。先生是被打成“右派”下放到农村后，当了我初二和高一的语文老师。虽然从那时起就一直以先生为榜样，可总感对先生了解还不够全面，生怕自己的文字玷污了先生的灵魂。这些年的春节我都去看望师母，望着她乐观健康的样子倍感欣慰，惟不敢提及先生之事而引发师母的悲伤。有天和《今日宁乡》的淑兰主任谈及此事，她一语顿悟:便写你心目中的先生呗。

　　崇高的品德

　　我认识德民先生，最先是在祝和中学读初二时。新学期开始，身为班长的我最早到了学校，看见一位五十来岁、瘦高个、满脸笑容的先生，应该是猜测地问我:“你就是志高同学吧?”“是啊，您?”“我是刚调来的，姓周，是你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。今天由你组织同学报到，接下来是三天的义务劳动。我想只搞一天，还不知能否批准。”

　　第二天的义务劳动是从靳江担沙子到学校，足有四公里路程。当时我刚刚十四岁，由于发育早，体力功夫做的多，担满一担沙子不是很累。可是先生太过瘦弱了，半担沙子就把他压得腰弯弯的，一路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。我劝先生歇会儿，并用双手从他箢箕里捧出部分沙子堆在我箢箕上。先生看在眼里笑而不语。至放学时，为争取只搞一天义务劳动，先生与大队书记吵起来了，记得最粗的一句是“学生是读书的，不是来干活的!”大队书记终于让步了。

　　大约是这事后的三个来月吧，学校在考察学生准备发展第一批共青团员。有天刚下第一节课，德民先生把我叫到他房间，板着面孔，指着我的鼻子吼道:“平常看你像个人样，可生产队长说你尽做鬼事，是这样的吗?”我回答:“我没做坏事，队长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和我父亲有予盾。”先生不再说话了，挥挥手让我去上课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先生随即又去了我生产队，走访了十来户人家，证实我的表现后，找到队长大吵一场，狠狠地骂了他。于是我顺利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，后来上高一时又当上了团支部书记，这都是先生格外栽培的结果。

　　也就是我入团的那年暑假，母亲特意买了两瓶花明楼牌白酒，非得要我去东湖塘乡许家坝大队德民先生家，以表感激之情。我拗不过母亲，又实在不愿送礼，便将白酒藏在路旁的茅草中。到了先生家，我天真地说了实情，先生站起来热情地握着我手说:“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这才是我的学生!”

　　爱铸的师魂

　　作家汤国基写的《我和我的老师》一文中，评价好的老师没几个，却对当时还是“右派分子”的德民先生格外尊重，说是“熟读二十四史、在郊大队的初中班教语文、当时尚未平反的周德民老师，预言(他)日后必是经天纬地之才”(此言是引用，非我耳闻)。

　　初中毕业转至社办中学读高一时，德民先生也调至社办中学，继续任我的语文老师。这时国基同学也来了，只是同级不同班，语文老师是杨培桂先生。尽管如此，德民先生也给了国基同学不少关照。当时德民先生倡议创办了一个优秀作文展示栏，栏中展示最多的是我和国基同学的习作。至于国基同学说，有次作文竞赛，德民等几位先生担心他的“历史问题”引起社会歧议，不给他一等奖，我则存疑，因为德民先生即使在他人生最低落时期，仍然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。

　　德民先生授课有两大特点:一是声如洪钟，乃至隔壁教室的学生都听不清老师讲课；二是十分注重课文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内心世界，用先生的话说就是文章的骨架精髓，包括毕露的和影射的。所以，听先生讲课有如立山巅观平川之感。这与后来同样影响我大的汤汉士老师的风格截然不同，汤老师注重的是题材和词语，即所谓的肤色情感和惜字如金。若将两位恩师的风格合为一体，则是完美无缺锦上添花了。

　　高二伊始，学校争取了四个去宁乡四中重点班学习的名额，德民先生可以支配一个。不知是更加嫡系还是何因，先生硬是把这个难得的各额塞给了我。那天清晨先生跑到我家，将这消息告诉我父母，我父母不但没有高兴反而忧愁，因为在社中读书可以做事挣工分养家，而去四中读书要寄宿，每学期还要二十元钱和四十斤米。先生看着父母为难的样子，说:“四中师资力量强，对儿子考大学有利，这学费就由我出了吧。”此言终于让父母下定了决心，也因此让我跳出“龙门”改变了命运。

　　乐观的生活

　　德民先生是著名的乡土作家。担任过《战士报》、《大江周刊》、《工地报》、《沩江报》等的主编。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新闻通讯、小小说、小品文、诗词曲艺、歌谣故事、杂谈评论七百余万字。先生出生贫苦书香世家，对党和社会主义有深厚感情，自称是“歌德派”，是党和人民的“吹鼓手”。但也由于天生爽直的性格，常以讽刺诗揭露阴暗面，以至在担任黄材水库《工地报》社长兼总编期间，得罪了某位领导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下放农村。即使这样，先生依然笑口常开，妙语如珠，十分幽默，酷似山西太原的作家赵树理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先生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时，许多人劝蒋缇荣师母离婚划清界线。可师母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，随夫下放到老家东湖塘乡的小学教书，直至八十年代初先生平反昭雪，才又回到县直单位。可见夫妻感情甚笃，且录先生的《生日赠老妻》作结语:自写君结缡，形影两相依。伴读三冬夜，催起五更鸡。青春同患难，白首乐康熙。但愿缘难了，世世作夫妻。